2013年，我國首個“大氣十條”《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提出北京PM2.5年均濃度力爭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的“京60”目標，“在當年重污染頻發的現實背景下，很多人判定這是近乎難以企及的任務。”在2026大氣污染防治與溫室氣體控制技術大會現場，中國工程院院士、清華大學教授郝吉明回憶起指標引發的討論時說道。但歷經五年攻堅，北京交出58微克/立方米的答卷，完成預期目標。
十余年間，三輪“大氣十條”接續發力，藍天保衛戰不斷升級，從看似遙不可及的目標到一次次落地兌現，我國的空氣質量實現了歷史性改變。在“十四五”收官之年，北京再度超額完成階段性任務，PM2.5年均濃度達到27微克/立方米。
站在“十五五”謀篇布局的新起點，郝吉明指出，我國大氣治理重心將由重污染天氣應急攻堅，轉向更高標準牽引、結構轉型治本和區域協同提效，穩步邁向空氣質量根本好轉的目標。
“十四五”交卷：超額完成目標，產生4.8萬億元健康效益2023年國務院印發第三個“大氣十條”《空氣質量持續改善行動計劃》（簡稱《行動計劃》）。其中提出，到2025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PM2.5濃度比2020年下降10%，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比率控制在1%以內；氮氧化物和VOCs排放總量比2020年分別下降10%以上。
《行動計劃》落地實施的成效如何？郝吉明介紹，中國工程院的全面評估顯示，“十四五”期間，全國城市PM2.5濃度下降14.1%，遠超10%的既定目標；臭氧濃度基本保持穩定，其余各項污染物指標持續下降。全國城市優良天數比例達到88.1%，重度及以上污染天數比例降至0.9%，順利實現“控制在1%以內”的約束性要求。
重點區域的改善幅度同樣超出預期。京津冀及周邊地區、汾渭平原PM2.5濃度分別下降27.7%和32.1%，遠超20%和15%的目標要求；長三角PM2.5濃度降至31.7微克/立方米，整體實現達標。
在污染物減排層面，重點任務落地成效顯著。北方清潔取暖、VOCs治理、農業氨治理持續深化，非電行業治理、運輸結構優化取得突破性進展，主要污染物排放總量持續下降，二氧化硫、一次PM2.5、氨排放總量均降到了千萬噸級以下。各項措施對全國及分區域的二氧化碳減排貢獻同樣顯著，相較2020年，2025年全國二氧化碳協同減排量達1.6億噸。郝吉明同時指出，目前氮氧化物、VOCs排放量仍處于千萬噸級，仍是后續治理的重點攻堅領域。
治理投入與效益的對比，更能彰顯大氣治理的民生價值。根據測算，“十四五”期間用于大氣污染治理的總投資達5761億元，五年間，全國因為PM2.5暴露過早死亡人數累計減少了68萬人，帶來的健康效益達到4.8萬億元，碳協同減排的效益也達到3442億元。“可以看出，大氣污染減排的效益是遠遠大于投入。”郝吉明說。
“我國空氣質量實現歷史性改善，成為國家治理現代化最具標志性、最具民生獲得感的成果之一，人民群眾藍天獲得感大幅增強，同時產生巨大環境、社會和經濟效益，為全球提供了兼顧增長與減污的‘生態環境治理的中國范本’。”郝吉明總結“十四五”大氣治理成效時說道。
形勢新變化：移動源成治理核心抓手站在新的歷史節點，我國大氣污染治理的外部條件、污染源結構、發展約束都發生深刻變化，需要重新審視當前空氣質量形勢。
郝吉明提出，當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同時面臨實現生態環境根本好轉和碳達峰碳中和兩大戰略任務，協同推進減污降碳已成為我國新發展階段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的必然選擇，這是持續推進空氣質量改善的一個重大戰略性要求。
同時，2026年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GB 3095—2026）為新階段大氣治理明確了目標和方向。在郝吉明看來，新標準通過 “一次修訂、兩階段實施”（2026—2030年執行過渡階段限值，2031年起全國全面實施更加嚴格的PM2.5濃度限值）的制度設計，傳遞出清晰的遠期治理目標，為地方穩定政策預期，將在未來牽引全社會綠色低碳轉型。
污染形勢發生重大轉變。“一些大城市，移動源已成為主要貢獻源，這是污染形勢的一個重大變化。”郝吉明介紹，隨著機動車高速增長、高頻使用和高度聚集，其對大城市PM2.5和O3污染的貢獻不斷攀升，在燃煤、工業顯著減排后，移動源排放成為空氣質量改善的重要突破口，治理需求愈加迫切。
以北京市為例，2013年PM2.5源解析顯示燃煤污染是首要來源，2017年進入燃煤與機動車治理并重階段，2024年第四次源解析結果顯示，交通源對北京PM2.5的貢獻占比超過50%，北京也由此進入以移動源治理為主導的治理新階段。
重型貨車成為移動源治理的重中之重。他引用了一個形象的對比指出，“1輛重型貨車的CO?排放相當于60輛小客車，PM2.5排放量相當于750輛小客車，NOx排放相當于820輛小客車，2000輛重型貨車的氮氧化物排放量就相當于一座60萬千瓦的燃煤電廠。”
這一背景下，新能源汽車成為城市交通領域減污降碳的關鍵支點。新能源車輛替代，能夠從源頭削減尾氣氮氧化物、顆粒物排放，同時實現交通領域碳排放下降，實現減污與降碳雙重收益。“在交通方面，我們已具備抓緊推動交通行業減排的技術底氣。”郝吉明指出，中國汽車市場已全面進入新能源主導新階段，電動化、智能化技術、全產業鏈能力全球領先。電動化不是單一產品替代，而是能源安全、大氣污染治理、產業升級和氣候行動的交匯點。
能源與產業結構的同步變革，為持續減污降碳提供支撐。我國光伏裝機規模歷史性超越煤電，成為國內第一大電源，這是我國能源綠色低碳轉型取得的又一重要階段性進展和標志性成果。與此同時，中國的治理實踐也在產生全球溢出效應。郝吉明表示，我國清潔技術出口每年可幫助全球避免3.74億噸二氧化碳排放，按技術全生命周期計算，累計可減少69億噸碳排放。“我國清潔技術的國際擴散，拓展了中國綠色轉型的全球氣候貢獻，規模化的綠色供給，降低了全球綠色轉型的門檻。”郝吉明說。
謀篇“十五五”：三大方向發力，分區分類推進前三輪“大氣十條”推動藍天白云成為常態，越向空氣質量根本好轉邁進，每降低一微克PM2.5，所要付出的治理成本也越高。在郝吉明看來，治理重心必須完成系統性切換——“由重污染天氣應急攻堅轉向更高標準牽引、結構轉型治本和區域協同提效。”
目前，新一輪空氣質量持續改善行動方案正在抓緊制定，郝吉明表示，堅持以PM2.5治理為主線，以綠色轉型驅動污染治理，推動產業、能源、交通三大結構實現根本性轉變，是實現空氣質量根本好轉的治本之策。
在產業領域，堅決遏制“兩高一低”項目盲目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開展傳統產業集群升級改造行動，持續深化“散亂污”企業整治。
在能源領域，在保障能源安全的前提下，嚴控分散低效用煤，推進清潔能源替代，構建清潔低碳能源體系。郝吉明強調，要把“十五五”規劃與2035年國家自主貢獻（NDC）目標統籌銜接，推動能源消費側協同轉型，促進新能源就地消納。
在交通領域，將清潔運輸作為主攻方向，加速清潔運輸和車輛結構優化升級，深入推動重型貨車新能源化及內河船舶電動化，打造京津冀、長三角及周邊地區清潔運輸示范區。“交通運輸不僅僅是能源由‘油’改成‘電’，還需要智慧技術的支持和交通運輸結構的調整。”郝吉明說。
同時，“十四五”期間，我國PM2.5達標城市較2020年增加了55個，但部分城市仍面臨污染反彈的現實挑戰。京津冀及周邊、汾渭平原、天山北坡等重點區域污染負荷高，達標壓力大；長江中游、川渝、東北地區污染次之，改善成效不穩固，面臨新標準的挑戰；沿海地區、云南、青藏高原大氣PM2.5濃度較低，具有率先實現15μg/m3的潛力。
因此，在差異化分區治理上，持續推進空氣質量改善仍要以新修訂的《環境空氣質量標準》為引領，按照《美麗中國建設“十五五”規劃》提出的空氣質量改善目標，分類推進：京津冀及周邊、汾渭平原、長三角作為重點區域，要持續攻堅、堅守底線；長江中游、川渝等作為強化區域，要重點突破，實現PM2.5濃度降幅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礎較好的先行引領地區，作為示范引領標桿，推動PM2.5治理向世界領先水平邁進。
節能低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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